我这几天聊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很多剧迷同意我的论证，认为这部电视剧在编剧和主演王阳的问题上很多。当然，也有剧迷提出了相左的看法。比如说，该剧虽然问题连连，漏洞百出，但至少毕彦君角色是优秀的，呈现了有文化的一面。这句话，我认可一半。毕彦君老师的表演是卓越的，但是，这个角色本身，从编剧层面来讲，是完全失败的。张汝贤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当中可以删掉的角色。
我们姑且从剧本创作的角度，去揣测一下，毕彦君老师饰演的张汝贤角色，在剧作当中想要起到什么作用吧。《八千里路云和月》播出至今，这个角色其实是并不影响剧情主线发展的。我们换句话讲，删掉这个角色，也并不影响剧情的整体发展走势。那么，为什么这部电视剧作品当中要“注水”进入这么一个角色呢？
我的推测是，张永新导演想要让《八千里路云和月》实现更高级的文化抗战的价值。毕竟，张永新导演曾有《觉醒年代》如此高级的电视剧作品，如果下一部就了无文化可言，简直就是丢颜面的事情了。所以，让编剧们创作出张汝贤这个角色，承担文化价值，则可以给剧作质量上一个层次。
然而，编剧们的创作水平实在有限，缺乏基本的传统文化加持，因此，创作出来的这个角色，就瞬间成了剧作最大的败笔之一。我们经常说，多大的马，拉多大的车。《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几位编剧，其实是都市职场剧、偶像剧的“著作等身”，她们在驾驭传统文化、严肃历史题材的时候，是力不从心的。在张汝贤这个角色上，便可以看出编剧们非常明显的力不从心来了。
值得注意的一个趣事，张汝贤角色的饰演者毕彦君老师，也是《觉醒年代》当中辜鸿铭的饰演者。基于此，我们在论证《八千里路云和月》编剧们缺乏传统文化加持这一点上，显然可以用“比较文学”的方式，拿《觉醒年代》来对比观看一下。我的对比如下。
第一点，塑造传统知识分子，需要句句出口成章吗？
《八千里路云和月》开局，张汝贤这个角色一出场，其实就硌牙了。见到儿子之后，这个角色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可能初中肄业水平的观众看到这里，就折服了，就觉得这部剧好有文化了。引经据典这东西，其实就是糊弄外行的，但凡上过高中语文课，都知道掉书袋是会被嘲讽的事情。这部戏的编剧们缺乏传统文化的加持，所以搞了这么一个引经据典，让这个角色经常是说话就引用诗歌。
真的有文化的编剧，塑造有文化的角色的时候，断然不会引经据典，不会掉书袋，而是润物细无声。我们可以看看《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是如何塑造一批有文化的角色的。新文化运动的那几位不必说，只说毕彦君老师饰演的辜鸿铭这个角色，老先生和人讲话甚至于是辩驳的时候，引经据典了吗？他不仅没有，而且他可以把道理融入到朴素的台词当中来。这就是编剧吃透了文化，继而塑造出来的角色，不必拿引经据典给自己装门面。
第二点，传统知识分子是捣乱的，还是帮忙的呢？
我前边猜测，张永新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当中塑造张汝贤这个角色，是想呈现剧作有文化的一面。如果这个猜测成立的话，那张汝贤这个角色显然承担的是正面角色形象，而不是反面角色形象。然而，在这群编剧们的角色塑造当中，却处处呈现了张汝贤这个角色的迂腐与捣乱。他如此迂腐，是如何在清末民初混得如此风生水起，家大业大呢？编剧们连一个叙事合理性都不要了。
举个例子，证明一下。眼看着南京战事吃紧，日寇即将闯入，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南京人都准备逃离，前往武汉避难了。可是，张汝贤这个角色怎么做的呢？依旧不走，要留在南京给儿子讨回公道。话说，这种状态之下，这个角色怕不是个傻子了吧。面对这种迷瞪，厨子怎么做的呢？直接忽悠张汝贤，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迁往武汉了，咱们也去武汉，击鼓骂曹。然后，张汝贤就开窍了，就同意去武汉了。
这样的故事和角色处理方式，是不是把张汝贤当成一个傻子来塑造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一言以蔽之，编剧们自身的文化档次不高，无法捕捉文人身上真正的风骨，她们只能用降智的方式去处理角色，把迂腐当风骨。《觉醒年代》当中，主角们身处险境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迂腐，没有这些降智的厨子来劝的桥段。
第三点，文化抗战，到底是个啥？
张永新导演估计想用这个角色去证明，只要像张汝贤这样的风骨还在，中国人就还在，中国文化就不亡。想法是好的，但编剧们的实现，是非常差劲的。张汝贤这个角色被缺乏文化的编剧们搞成了一个降智的角色，纯迂腐了。
还是举个例子。一家人要去上海，租界里边有房子。然而，路途上，是不顺畅的。别人都是携带金银细软，这位张汝贤呢？携带着好几箱子书。看到这里，我断然认定，这群编剧，就是没文化。张永新导演应该带着这几个编剧，每人扛上一箱子书，去走一里地试试。但凡他们能走200米，都会觉得自己搞的这个桥段纯粹是胡扯蛋的。一箱子书有多重，真有文化的人，是真知道。越是没文化的，越是拿这个逃亡带上几箱子书来装蒜。
同时，剧作播出至今，也没说清楚道明白张汝贤是干什么的，他携带的书有个啥用处。这依旧是编剧们没文化造成的。其实，这个角色，如果给有文化的编剧来创作，会开宗明义——老先生是整理国故的，越是抗战危亡之际，越是紧迫了。
我相信，我的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整理国故这个事情。不过，因为我最近几篇剧评论证这部《八千里路云和月》质量很低，也来了几位硬“洗地”的新读者。我担心他们几位不知道整理国故这事儿，所以，请允许我多言几句。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对着用新文化的、现代文化的方式进行重新的整理、收纳和解读。我更大白话一点讲，新文化运动之前，咱们的传统文化是经史子集这样的分类。但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咱们有了更现代、更科学的分类方式。比如说，大家伙上学，分科是数学、语文、物理、历史、生物、化学等等。这就是新的分类归纳和总结。新文化运动之后，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用现代的、科学的方式整理“国故”。而且，这个整理是和日本拼速度，拼质量的。
我依旧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拼速度和拼质量。咱们讲，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证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著作，是什么？大家肯定会说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述，1923年才出版。您知道日本第一部系统论证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著作是什么吗？是《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他娘个腿的，竟然是1919年就在日本出版发行了。咱们自己的小说发展史的著述论证，竟然让日本人搞在前面了。
这其实只是咱们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小方面。其它方面，甚至于方方面面，当年都面对着日本搞在咱们前面的危险。这么说吧，谁把这事儿搞在了前面，搞出了深度，谁就面对着掌控解读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们工作的最大重点之一，就是整理国故。这个事儿，到了抗战的时候，就更紧迫了。因为日本鬼子眼看着就要侵略整个中国了。抗战开始的时候，全国都是绝望的，我们当时的能力，是无法独自打败日本鬼子的。
眼看着，国家政权就要亡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们在各自的文化领域当中，点灯熬油、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干的，就是整理国故。大家坚信，只要文化不亡，即便是政权亡了，中国依旧可以凭借文化重新站起来。这才是文化抗战的核心意义所在。《八千里路云和月》当中，如果张汝贤被塑造成为这样的角色形象，那这部戏，就是充沛与饱满的。然而，看看这部戏目前的样子吧——光塑造了一个嚷嚷文化，但没干文化事儿的老头儿，有个啥用呢。我说这群编剧没文化，还有其亲朋好友愿意帮着它洗地吗？（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