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王雷在分享电影《四渡》的拍摄时，提到自己饰演周恩来跟刘烨饰演的毛泽东拍了一个名场面——就是毛泽东深夜提马灯见周恩来。他说“如果不是当年主席说不能打鼓新场，可能红军就会在那儿出重大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电影《四渡》会揭开一段被很多人忽略的关键历史——苟（gǒu）坝会议。
提到长征、提到四渡赤水，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娄山关大捷的热血壮烈，却鲜少有人知晓，在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的关键节点，一场发生在贵州苟坝村的会议，曾以一次“力排众议”，将红军从灭顶之灾中拉了回来。
1983年版电影《四渡赤水》因篇幅所限，未能拍摄苟坝会议这一核心情节，成为无数军迷和观众心中难以弥补的遗憾。多年来，不少观众和军迷一直期盼着能有一部作品，完整还原苟坝会议的细节，展现那一盏马灯、一段夜路、一次力排众议的苟坝会议有多重要！
这次电影《四渡》将首次把这场“绝境中的清醒”全程再现，填补历史叙事的空白，让观众读懂“毛主席用兵如神”背后的艰难与坚守，终于圆了这份期待。
苟坝会议上“提马灯相见”的戏份，之所以让饰演周恩来的演员王雷尤为触动，是因为这场见面不仅是两个伟人的深夜长谈，更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抉择。这场被忽略的会议，究竟藏着怎样的危机与担当，为何能成为四渡赤水的“救命关键”？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奇袭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全军士气大振。
苟坝会议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号召红军将士一鼓作气，“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苟坝会议会址是一座老式黔北农家三合院，传统木结构的瓦房。
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电报如下：
因为当时红军刚刚取得娄山关大捷，王家烈刚被打败，他率领的黔军残部就躲在打鼓新场。按一般人的判断，相对周围其他敌军，这支部队最好打，打下来还能获得不少补给。
于是，会议主要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即现在的贵州省金沙县县城）展开激烈争论。
“一旦打起来，红军就完了”。
在会议进行中，毛泽东经过深思后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他认为打鼓新场是古镇，城坚壕宽，又有碉堡，易守难攻。进攻一旦胶着，红军就会被合围，后果无法想象。他的据理力争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甚至跟大家发了脾气，导致他刚上任的前敌政委，当天又被取消了。
会议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一军团的建议。
当晚，毛泽东回去之后睡不着，怎么都觉得如此一来，红军将陷入险境。于是连夜提着马灯，独自夜行在苟坝村一条崎岖狭窄的小道上，去找周恩来力陈己见。（今天，人们将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这条小道，亲切地称为“毛泽东小道”。）
最终，他的坚持与远见打动了周恩来和朱德，成功说服他们暂缓下达作战命令。
3月11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会议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后来通过破译薛岳的电报显示大批敌军正在赶来，最近的只有2小时路程。新的敌情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准确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
这场苟坝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更成为四渡赤水“神来之笔”的重要铺垫——正是因为放弃了打鼓新场的贸然进攻，红军才能灵活调整战术，随后三渡、四渡赤水，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成功跳出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而苟坝会议的意义远不止避开一场陷阱那么简单。这场会议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解决了遵义会议未完全解决的军事指挥问题，探索出民主集中制在战时的有效运用模式，体现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长征精神。为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正如王雷所说，这些历史上真实的细节，能帮助观众走入《四渡》这部电影真正的精神内核和伟大的革命信仰。伟人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们运筹帷幄的智慧，更在于他们敢于面对错误、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而苟坝会议，正是这种勇气最生动的体现。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清晰回忆了苟坝会议召开时的情景：“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
周恩来对这个深夜两人见面的场景同样记忆犹新：“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的确，苟坝会议没有娄山关战役的热血壮烈，没有遵义会议的惊天转折，却有着最动人的信仰之光——它是绝境中的清醒，是危局里的担当，是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时的坚守，更是毛主席与周恩来并肩作战、彼此信任的最好见证。
今年暑期档，《四渡》单是苟坝会议这份“苟坝会议力排众议”的戏，就值得我们走进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