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因躲避抗日战火辗转香港多时的蔡楚生导演，终于在七年之后，再一次踏上了故乡汕头的土地。此时的蔡楚生正在与司徒慧敏筹划于香港拍摄《血溅宝山城》等爱国题材的电影，并持续为他心心念念的《南海风云》搜集素材。恰逢农历新年，蔡楚生在阔别家乡多年后，决定回家探亲。从当年的2月3日抵达汕头，再到同年3月31日离汕，蔡楚生在汕头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日记的字里行间处处是他的真情流露。每篇日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却细致记录了他和家人亲友重逢的所闻所感，不论是欣喜与快乐，或是遗憾和感慨。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时值蔡楚生诞辰120周年，在他的家乡汕头诞生了《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口碑佳作，其所折射出的情感表达，与日记中那个回乡之后百感交集的蔡楚生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殊途同归的映照。当然，相比于蔡楚生的经历，《给阿嬷的情书》中那位一度下落成谜的阿公郑木生的经历，显然要坎坷曲折得多。较之同时期的大批潮汕老乡，蔡楚生相对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他是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更因为他在颠沛流离时还能得空与家中团圆。虽然蔡楚生经历战乱而在香港寄居，在当时也属远走海外，但终究离汕头尚近。按日记所载，他从1月31日于香港启程，搭船只需要3天时间即可抵汕，这或许会让耗费数月过番下南洋、流转于马来亚和暹罗的郑木生倍感羡慕。同为一度被迫远走他乡谋生存的潮汕人，蔡楚生和大量姓名无人知晓的“郑木生”们的命运，也如片中所说，如同某种“平行时空”般。
类似的平行时空，就折叠在《给阿嬷的情书》一片着力展现的侨批之中。真正的郑木生和妻子叶淑柔的往来信件是其一，而顶替郑木生继续回信汇钱的谢南枝和叶淑柔之间的信件，则又是另一番故事。影片中也不乏描绘其他海外华侨寄送侨批的场景，其中一个紧急插队的华工，寄钱回家是为了赎回女儿，这则侨批也在片尾真实档案中出现。较之这个段落在影片中所承载的煽情作用，真实的侨批原件的复现，虽然一晃而过，却带来了更为简单纯粹的会心一击。每一个家庭与海外华工家属之间往来的侨批，无疑都是一封又一封的血泪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将汇款和信件合为一体的侨批，用简短的字句承载着思乡之情或是家庭生计，间或穿插家国大事，既是珍贵的史料，同时也如一些研究者所提示的，已然颇具文学价值，或是值得来自离散研究角度的深入探讨。这种叠加亲情、血泪和家国情怀的厚实感，大概也是让观众在看到揭晓郑木生、谢南枝和叶淑柔关系的那封侨批，随着台风到来浸没在溪中，会对那个倒霉的邮递员顿生一股无名火的缘由。毕竟同一时间可能被毁掉的，可远不止揭晓主角三人关系的那封信，而是一个个家庭在海内外的唯一联结。
与蔡楚生不同的是，大量游走在海外的华侨们，不论潮汕、福建、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他们日思夜想的唐山，也让他们留下的侨批变成碎片般的离散书写，无论是他们亲自执笔或口述，或是委托他人代为加工。这也就牵涉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即文字。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封侨批只有寥寥数语，字斟句酌之间免不了情绪的游移。这也是影片处理得较好的一点，或者说是全片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触及影片最重要的乡情命题上，做得足够简单直接。在很大程度上，影片所呈现的故事虽然免不了虚构成分，但读、写和寄侨批这一系列场景的展现，无非是将发生过的事情再复述一遍。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复述式呈现，用一种最为质朴的情感唤起来引发绝大多数观众的共情：几乎没有人不会为爱侣的生离死别而感慨甚至落泪，也几乎没有人不会为一个始终惦念家乡亲人的拼搏者而动容。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此外，影片还进一步借助读写侨批而在文字上做文章，巧妙地穿插了在泰国的华人们认字识字的桥段，从而传递出了一种毫不生硬的民族主义表达。会说中国话、会认中文字，成为了区分唐人与暹罗人（和南亚裔）的标志，也成为了一种看似天然实则颇具挑战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笔者也回忆起观影启蒙时期所看过的不少类似主题的作品，例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等。过往的影片往往借助着李小龙的个人特色和动作电影的类型特质，用粗粝的拳脚将民族主义情怀直接击打出来。相较之下，《给阿嬷的情书》虽然在商业类型上和《唐山大兄》相去甚远，但以教育这一诉求为主的表达，显得轻巧但不失力道。而这一举动的发力者，正是郑木生这个典型的热心肠潮汕青年。当看完全片之后，观众或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其实木生这个角色形象，几乎没有任何一般意义上的缺点，但没人会在观影过程中反思他是否过于完美。正是郑木生的热心，让大量华人子女可以有机会识得中文，最终以此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也恰巧是在他的助推下，谢南枝也识字并为他读写侨批，反过来延续了与叶淑柔之间的往来情谊。
影片从一开始留下的悬念就与教育相关：既然这位神秘的阿公可以盖那么多所以自己的名字“木生”命名的学校，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大老板呢？从盖学校这项公益事业，到为钱所困的放手一搏，这恰恰也是整个故事最为原初且颇为写实的动因。孙子晓伟欠了一屁股债，嘴上满口做人要讲情义，但与债主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最终不惜和小叔合谋，窃取阿嬷的侨批，远赴泰国寻找那个据闻已经取了二房的富豪阿公。显然这一系列行为皆是冲着逐利而去，甚至在结尾，二人仍不乏满口是钱的无厘头桥段。这一逐利行为的代价，则是子孙们不惜揭开阿嬷最为伤痛且不愿言说的创伤，尽管把痂揭开之后，众人会发现伤口早已自行愈合。在这一点上，晓伟这个角色的功过都相当明显：一个败家子竟了却了阿嬷内心深处最不愿提及的夙愿，但在解决了家庭的危机之后，晓伟个体的危机却更像是在讲情义的口号下的欲盖弥彰，未见到可解决的余地。对比起《姥姥的外孙》里图谋阿嬷遗产的阿M，晓伟的形象依然不够饱满。也是在以晓伟为主视角的叙事线中，我们看到了大量有意为之的、与影片最重要的主旨和情感基调颇为间隔的插科打诨和方言詈骂。尽管这可以被视作为方言电影在走向商业类型过程中，打出文化特色的一种尝试，但也强化了这个角色的间离感。
与他的孙子一样，影片中的郑木生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也始终以利益和生计的驱使作为自己的行事逻辑，不管是图省钱借住在客栈，或是在哄骗狄功为他写侨批时候的小聪明，当然也有他鼓励孩子们学中文时的大义凛然：这些小孩长大之后，如果不识字，又要如何立足谋生呢？影片在讲述木生在暹罗的经历时，其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恰恰就在于木生不顾生命冲进火海，只为找回自己跑人力车的积蓄。但相较于晓伟，郑木生对利益的评判，显然更好地表明了其妻叶淑柔教育孙辈时所说的要讲情义。在坐牢时，郑木生反复交代前来探望的谢南枝去收回别人欠自己的债款，人数和款项之多，和他那欠了几百万债务的孙子晓伟形成了一种颇具反讽的对照。这似乎也成了某种老一辈潮汕人价值观对新一代年轻人的鞭打：当你说情义的时候，你是否真的做到了，还是只是眼高手低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借口？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如今随着汕头文旅的火热，越来越多国人认识到潮汕文化，也知晓了这个离乡在外就必然无比团结、言必称“胶己人”（自己人）的群体。而这种重情义的个性，在《给阿嬷的情书》一片中同样也反复得到彰显。郑木生最初偷摸寄居在客栈被谢南枝发现之后，同乡费尽口舌要为木生保住床位时所说的，一旦木生被赶出客栈，作为同乡他的面子往哪儿放？在这一个情节当中，编导有意识地将暹罗华侨二代的谢南枝和唐山来的木生等人塑造成为重利轻义和有情有义的对比，这无疑也再度表明了影片作为离散书写的另一维度，即将离乡背井的空间和文化差异很好地桥接到了代际问题上，哪怕这一代际差异在南枝和木生后续的关系发展上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而谈到情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另一大关键词，影片最为可贵的是将谢南枝和叶淑柔之间的关系描绘得妥帖且不失进步性。在影片的一开始，阿嬷叶淑柔、小叔以及孙子晓伟的叙述中，阿公都是那个娶了二房就再也不顾老家的负心汉，并且在影片一开始有意地去引导这种正房和二房之间潜在的矛盾叙事。这种叙事在近年来大量以闽粤文化为底色的影视作品中十分常见。2019年上映的香港电影《花椒之味》就描绘了一个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均留有后代的父亲，其三个女儿如何最终和解。而在一年之后上映的台湾电影《孤味》中，陈淑英饰演的阿嬷在丈夫离家后独立抚育子女成长，却在终于得到丈夫的死讯之后，发现丈夫这些年还有一位陪伴他度过晚年的女伴。相较之下，叶淑柔和谢南枝之间的情谊则在谜团揭晓之后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两个形象相当饱满的女性之间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系。谢南枝作为独女，一门心思想的是招婿入赘，最终终身未嫁，只是抚养了捡回来的养子成人；叶淑柔则始终坚守自己选择的爱情，并在以为丈夫不再会回来之后表现出强大的决断力和独立性，而后又在误会解除后，用亲情一般的关怀和行动力，唤起了晚年南枝的最后一丝记忆。诚然，记忆必然是模糊暧昧，甚至是不可靠的，但围绕着侨批等字证而维系起来的情谊，其价值和在电影叙事层面的感染力，其实早已远超片头晓伟所喊出的情义口号。
言至于此，我想回到自己的某种身份认同上再补充几条。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汕头人，与许多老乡一样，但凡深挖家史，都会发现自己的家庭中少不了这样的番客。在我的爷爷这边，据闻他有一位堂弟，很早的时候就远下南洋，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回到老家寻亲，兄弟团聚，并且定下来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在宗祠祭祖的惯例。而在外公这边，在外曾祖父骤逝后，外曾祖母为了养活家人，不得已将女儿送给一户泰国华侨寄养，以换得几口粮食。同样比较幸运的是，这位被母亲送走的姑奶奶，因为泰国养父母家中女儿较少，反而颇受照顾，长大后又与同乡结婚，辗转定居香港，并同样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我家的南风窗。只是当时和外曾祖母见面相认的时候，免不了一番抱怨和痛哭。当然，这都是幸运的案例，像郑木生终其一生在外飘零，甚至不知去向的潮籍华工大有人在。
而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蔡楚生导演，在他短暂回乡逗留期间，他在日记里曾经提到，自己根据回乡所思和对时局所感，正在构思一部名为《家乡与祖国》的潮语电影剧本。这部未完成的影片标题显然也是当下潮汕方言电影创作要处理的一大母题，同时也正是《给阿嬷的情书》处理得比较好的一组对照关系。在本片导演蓝鸿春的前作《爸我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中，我们会看到一些颇为依赖方言梗和刻板印象来进行叙事的生涩。但在《给阿嬷的情书》中，这种对“家乡”和“祖国”、地方文化和民族认同关系的处理显得颇为高明，特别是在对侨批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使用上。影片的不少细节虽然依然有着明确的地域文化指涉，但也不再那么生硬或为了玩梗而玩梗，例如，在郑木生快被谢南枝赶出客栈时，愤愤不平的他嘟囔了一句“大不了去睡在妈宫（妈祖庙）”。这种自然流露出的文化习惯穿插在叙事中，虽然清晰留痕但又不再突兀。可以说，如同豆瓣的高评分和口碑所显示的，本片已然走出了潮汕人的自娱自乐。但在肯定本片的长处之余，我想只要是有一定观影量的观众，多少会对影片存在的视听语言上的毛病有所察觉，包括剪辑不力导致的时空叙事混乱，以及若干以方言特色来开的玩笑和无厘头桥段，都让这部影片最动人的温柔和隐忍略微失色，也会让带有某种“母语羞耻”的观众感到过于油滑。
但不论怎么挑剔，影片所依托的故事、历史和记忆都足够的质朴和直接，也因此用一种“打直球”的复述式呈现，就已经足够动人。而郑木生、叶淑柔和谢南枝这三个主要角色的性格魅力，也在这种简单直接的表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因此，我想再回到个人的身份认同上为本文作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相关的文化议题都处在一种作辨析的态度中，我曾花费大量时间向不同人解释，作为汕头人所观察到的市区和乡镇之间不可忽视的城乡文化异同，也曾经尝试撰文说明为何汕尾严格来说不算潮汕，以及在自学闽南语的过程中，摸索比对潮汕文化和闽台文化的亲缘性和区别等等。但在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之后，我想困扰自己的这一系列辨析工作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这种名实之辨在人性共通的美好一面的跟前，已经不那么要紧了。在离郑木生过番打拼的时代已经颇为遥远的当下，较之于反反复复被使用的情义口号，那一代人的善良和勇敢是如此珍贵，它们理应再度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