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小城警事》是一部都市民族志影像。哪怕以学术标准，这部作品也堪称经典。很多年以后，如果我们要回看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要去理解转型中国社会，要了解公安机关，那么，《小城警事》会是必读作品。
一
十余年前，我在武汉的鲁磨路开展田野调查时，和程春霖先生相识。当时，他作为摄影师，刚刚在鲁磨路拍完纪录片《城市梦》。他们退场，我进场，差不多是无缝衔接。此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田野工作，探讨如何理解中国社会。越交流越发现，纪录片工作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竟然如此相似。
某种意义上，春霖的田野直觉以及方法，可能要比大多数社会学的田野工作者强。因为，相较于纸笔，镜头对现场的闯入更为粗暴；相较于文字，影像表达更难以处理。因此，纪录片工作者必须对田野有足够的驾驭能力。这当然有很多技巧，但更重要的是质感，一种颇具个人特色的对画面的想象力以及现场的驾驭力。
2020年疫情期间，春霖邀请我，在武汉拍纪录片《武汉工厂》的周浩在他家一起晚饭。当时我们一起聊纪录片工作。周浩说了一些《书记》《大同》等纪录片的幕后以及机缘，主要分享的是拍摄技巧，在剪辑过程中留下的一些看似不重要，却最能体现他用意的画面和声音。我后来细看了这些作品的细节，感觉除了技巧，还有更深层次的经验。凭我的经验直觉，如此生动且有冲击力的作品，肯定不是靠技巧解决的。
在和春霖的交流中，我反而得到了理解。他一直跟我说，画面能够呈现的信息非常有限，但在记录的过程中，却是一个深度田野工作，客观上是一个研究工作。一部纪录片如何捕捉画面，如何剪辑，叙事逻辑是什么，取决于对议题本身的理解。
他的这种理解，我深有共鸣。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其深度并不取决于信息本身，而是取决于研究者对信息的理解。没有哪一个纪录片导演是不在现场工作的，但在学界，却有很多研究者并不是调查者，他们虽然做田野研究，却依靠别人提供的资料和数据。
从那时起，我就相信，他一定会拍一部具有个人色彩的纪录片作品。因为，他还是摄影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剪辑的深刻理解，导演的视野和思维。简单说，他是有很多艺术家想要的“XX作品”标签的资格的。他做导演，一定会有自己的风格。果然，他很快就有了新作品——2025年上映的《小城警事》。这是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却是他第N部摄影作品。
2019年，他在恩施拍摄期间，我去探班，顺便也到他的田野点做调研。他跟我说起组织拍摄的艰辛，预算有限，工作条件当然就有限。从事纪录片工作，如果没有情怀，没有追求，怕是很难坚持。纪录片本来就要和拍摄对象一起，大多数时候要同吃同住同工作，需要野外作业。摄制期间，当地公安机关对摄制组完全开放，这是他兴奋所在。在《小城警事》中，有不少摄制组和民警的对话，从中可见，摄制组和田野现场融为一体了。
在我看来，这是田野工作的最高境界。当现场都已经接纳记录者时，记录对象几乎感受不到摄像头的存在，甚至于，摄像头本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比如，民警出警有时候也会利用摄像头的威慑力开展工作），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记录的“真实性”呢？很多不做田野工作的人，最关心的是真实性的问题，因此，发明了很多验证信息真假的技术。
其实，就田野工作而言，真实与否，并不需要技术，而是一种直觉，以及身体本能。一个田野作品，如果只是停留在证明自己的记录是真实的层面，那这一定是失败的作品。而真正高水平的田野作品是，它在流畅地叙述，镜头、语言、故事，记录者与被记录者，完全融入于现场，读者或观众的注意力，当然就不在信息真假。
一句话，好的田野作品，是把读者和观众带入现场，让他们去体会现场的力量，故事的张力，以及事件背后的底层逻辑。
二
《小城警事》几乎没有呈现多少大案要案，都是日常琐事。但这些画面组合在一起，自然给人社会百态、人生百态之感。
每一个越轨少年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或是溺爱的父母。镜头里，哪怕是证据确凿，但为人母亲的，还在为参与打架斗殴的儿子打掩护，实在让人无奈。在吸毒人员的案件中，为人父母虽痛心疾首却百般无奈，真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有些成年吸毒人员，在警察面前是一面，换个场合却又有另一面，让人感叹人性之复杂。精神病人肇事，在审讯室却大谈哲学，让人无奈却心酸。一中年男子溺水事件中，母子俩痛心疾首，相依为命的场景，真让人惋惜。家人千里迢迢来到恩施，把参加传销的亲人接回去，但绝大多数亲人都不愿意，真让人侧目。遥远的山村，还有外国新娘，新娘坚决要回国，却又怀了小孩，真实情感和可能存在的涉外婚姻诈骗的纠结，让人无语。
多年前，我在中部某县公安局做田野调查，调查既不深入，也不全面，却让人大开眼界。至少，为我这个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推开了一扇窗：一扇认识常态社会之外的非常态社会事实的窗。社会事实并非“非黑即白”，其底色往往是灰色的；社会运行的规则并非界限清晰，往往是模糊流变的。因此，我在理论研究中，尝试提炼了“灰色秩序”“灰色治理”等概念，并成了我认识基层社会的一个概念工具。
在看《小城警事》的过程中，我总会不期然想起我调研过的公安机关，以及当年的鲁磨路。当年，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灰色秩序”、社会的复杂性、多面性等。很显然，《小城警事》通过呈现场景，多线信息，多种角度，尝试将“灰色”提供给大众。
在这些事件中，警察看似是执法机关，但他们哪怕是在外地游客丢钱包、找钱包的简单事情的处理过程中，也没有一言九鼎的尊严，反而是婆婆妈妈地在双方做调解工作。面对吸毒、斗殴、传销等违法事件，其处理办法亦受局限。
探班期间的一天晚上，我跟他去派出所的审讯室收拾摄影机。一进门，灯光阴暗，空间布局不清，但地上和凳子上全是劣质安全套，空气里充斥着劣质香水味，夹杂着烟味，以及潮湿腐烂的味道。这显然是前几天扫黄过程中留下的现场。警察很忙，警力有限，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根本就不可能去将就所谓的体面。
在权力的游戏场中，公安未必是一个执法者、仲裁者，它本身就是参与者，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小城警事》有很多警察及其家属的生活画面，传递的信息是，这个职业本身，亦是嵌入于地方社会的。他们的执法行为，本身亦受地方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在职业共同体里，不仅要讲政治，讲纪律，还要讲袍泽之谊。
三
在基层，公安只是权力竞技场的一方，并不能支配一切。每每想起砂石盗采（以及后来在北方某地发现类似问题）、客运班线的垄断经营（以及在其他地方亦发现类似问题）、米粉销售的隐形利润（以及在中部某城中村发现粮油垄断配送），还有我在武汉鲁磨路调研的小贩经济，以及在全国各地调研都普遍存在的黄、赌等灰色产业链，都会让我对社会的阴面颇有感触。《小城警事》所展现的，虽然再日常不过，但它所揭示出的纪律队伍的“无奈”之一面，似乎是在印证社会阴面总是挥之不去的宿命。
前两年，有几部刑侦剧很是火爆，每每看到其中的台词，源自于灰色理论，以及对公安机关身处地方社会的处境的判断，都让人会心一笑。《鲁磨路》出版后，不少朋友和我讨论“灰色”的社会机理。一位朋友问到，这么些年，国家的规制能力越来越强，灰色秩序是不是在逐步消失？这个问题，其实我和春霖以前就有过讨论。答案是，很难消失。
如果仅仅看传统领域，这个设问是有道理的，比如，各地普遍加强了环保督查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砂石盗采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公共交通密度的增加以及网约车的普及，客运班线的市场已经很不好了，当然谈不上垄断该行业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后，很多灰产的风险急剧加大，空间也变小了。但是，一些新的灰色领域却在迅速扩张，比如依托于互联网的灰色产业以及网络犯罪，已经是当前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了。《小城警事》里的网络传销，外国新娘，电信诈骗，几乎都是在告诉大家：无论我们承不承认，社会的阴面一直在那里。
其实，类似问题，我和春霖在《城市梦》《鲁磨路》的交流话题中，便经常提及。社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它总是由阳面和阴面构成，而阴阳与其说是对立关系，还不如说是孪生关系。表面上看，社会规范程度加强后，灰色地带就会变少；但深层次地看，社会的阴面其实是阳面的影子，规范扩张到哪里，灰色地带便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公安机关是社会阴暗面的过滤器，它让人们生活在阳光之下，却未必意味着它们足以消灭社会的阴暗面。
我们都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都是可见之事；但没看见的另一面，并不是不日常，只是我们不愿意去看见，甚而将之归入“例外”状态而已。《小城警事》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公安机关这扇窗，让人们看到了各种“例外”——正常社会都有的阴暗面。
春霖一直对社会学题材很感兴趣。事实上，他参与过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可谓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题材。纪录片和社会学有相似性，它们都有公共关怀，都致力于记录和解释，而春霖是极有纪录片特质的从业者。他的影像镜头很有节制，它看到了社会的阴面，却不以“揭秘”为噱头。《小城警事》甚至在回避那种戏剧画面，但它却在不经意间呈现了社会百态，说出了人性的复杂。我在看片的过程中，屡屡心灵受到触动。
我想，这便是记录的意义，叙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