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德舆，字载之，生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卒于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权氏家世源远。韩愈《唐故相权公墓碑铭》载：“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权；权，江汉间国(今湖北当阳东南)也。周衰，入楚为权氏。楚灭，徙秦而居天水略阳。”据考，权德舆系唐代略阳县第七沟(今秦安县王尹乡包全村)人。
权德舆出身于一个祖德清明、家风雅正的仕宦家庭。其在《伏蒙十六督寄示喜庆感怀三十韵》诗中自注：“(吾)十二代祖前秦仆射安邱敬公，八代祖周宜昌公，七代祖隋鄭城公，六代祖皇朝封平凉公，皆以勋庸而受爵土也……”
其父皋(字士，官至监察御史)，曾为安禄山幕僚，度禄山将反，即于“安史之乱”前“诈死”背离，朝野称道。《卓行传》记载了权皋的事迹。
权德舆聪敏异常。“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据《新唐书·权德舆传》，德舆七岁时父丧守孝，跺脚痛哭，哀毁如成人。《旧唐书》本传载其年十五，已有文章“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颇负盛名。德宗建中(公元780年一公元783年)初，韩洄黜陟河南，“辟为从事，试秘书省(唐官署名，负责典司图籍)校书郎”。步入仕途后，德宗雅闻其名，对他十分器重，其若韩愈所言“年除岁迁”。贞元(公元780年)以来二十四年间，从江西观察使李其兼判官、先后迁监察御史、太常博士、起居舍人、兵部驾部员外郎、吏部司勋郎中、礼部贡举、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卿，至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拜礼中尚书、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任宰相。八年(公元813年)，免去宰相职务，以吏部尚书留守东都，后拜太常寺，改刑部尚书。十一年(公元816年)，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镇兴元。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8月，因病恩准归阙，卒于道中，年六十岁。朝廷赠左仆射，谥曰“文”。
权德舆“羽衣朝行，性直亮宽恕，动作语言，一无所饰，蕴藉风流，为时称响”(《旧唐书·权德舆传》)。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德治与法治并用，极力维护封建法制。据《资治通鉴》载，元和五年(公元810年)5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缉，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速宪宗：“皋谟等罪当死”，并在《奏于董所犯当明刑正罪疏》中写道：“诏令已下，四方闻知，不书明刑，有此处分，窃观众情有所未喻。”直接指出了唐宪宗不书明刑，擅自改变法令的错误。针对朝廷用人上的失误，权德舆多次进谏德宗。史载，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权德舆出于“治国必须用人”的急切心情，开导德宗“古之贤人皆不能无过，在知而改之而已。(人主当)弃瑕奖善，用其所长”(《论旱灾表》)。劝慰德宗宽大胸怀，知人善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以来，淮南节度使王揚以厚礼贿赂宪宗左右，谋求相位。朝中白居易等上疏反对，“事遂寝”。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冬，宪宗左右“受厚赂，多称誉之”，旧事重提，宪宗拟予以相位。权德奥与翰林学士李绛及与其同时为相的李藩互相配合，坚决反对，独霸一方的王终未能入朝。
权德舆敢于抨击伪诞。贞元八年(公元792年)7月，司农少卿裴延龄巧幸恃宠，判度支，兼管国家财政收支。权德舆不顾个人安危，两次上疏唐德宗，陈述度支乃要职，用人必须慎重，义正词严地反对裴延龄任此职，并揭露了他“以租赋正额支用未尽者，便谓之剩利，以为己功”的弄虚做假行为。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是权德舆对人才的认识。他举贤任能，不管门第等级，只要有才有德，一律任用。他曾三次典贡士举，凡“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既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发现和造就了不少有用之才。据《登科记》载，他先后三榜考录进士达72人。
权德舆关注民情，重视民生，认为“天下理在百姓安，百姓安在赋税减，赋税减在减费省”，主张节用爱民。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关东、淮南、浙西二十余州县发生水灾，良田、房屋被毁坏，人民生命财产严重受损。他立即建议德宗皇帝派遣有作为的大臣查灾济民，减免租税，并提出了“赋取于人，不若藏于人之为固”的主张。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关中自春至秋大旱，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德宗却“告于宗庙，祷于天地”。忙于“求雨”。权德舆十分焦灼，大声疾呼：“救之者不在于析求，乃在于事实！”进谏德宗以种贷民，竭除当年租税及往年负欠，让百姓再建家园，重谋生机。谏言将东都以西丰收区的仓粮转运至长安，“留常备之数”外，给百姓。并以“割投淡口”为比，指出当时“四方守臣，锐于上献”，多方刻剥百姓，其实是“为国敛怨，为身市恩”的误国利己行为。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宦官朋党擅权之争开始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日趋激烈和尖锐。德宗即位初尚能兢兢业业、虚心纳谏，但随着即位日久逐渐变得独断专行、贪慕财货、厌听忠言。对此朝中不少人“持禄观望”，但他不含糊混世，明哲保身。无论在朝还是外任，始终“草奏不绝、讥诽奸幸”，直言进谏。“开陈古今本末，以觉悟主人”.(《新唐书·权德舆本传》)。其尽职秉公的言行，是当时少见的。他“勤于选材，治以和简”，在税赋问题上的诸多独到见解，是其求实际、去虚妄、体察民情的可贵品格的具体体现。韩愈“(其)人所惮为，公勇为之，人所竞驰，公绝不窥”的评价可谓客观中肯。
权德舆注重文章的社会作用，强调为文要“有补于时”。他认为“体物导志，其为文之本！”(权文《漳州刺史张君集序》)所谓“导志”，即文章要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就体现了这一主张。 “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力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并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概括为“二尚”、“二有”即是“尚气尚理，有简有通”，认为文章既要注重思想内容，“尚气尚理”，有气势，论述一定的道理，又要注重表现形式，“有简有通”，力求语言文字简约、通畅，将四者有机结合，便可达到“文质彬彬”的要求。他在自己的文章中针对朝政得失、民生疾苦，或指陈时弊，或为民请命，尽人臣之责，行兼济之道，在大量写作奏疏、议论、表状的同时，写了许多碑、铭、书、记、序等。《酷吏传议》是权德舆议论性文章中较有名的一篇，其文就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郅都列为《酷吏列传》十人之首而发议论，抒感慨，提出了“辨之不惑”的史学问题。在《杜公淮南遗爱碑》中，权德舆颂扬了杜佑这位几朝元老“清明廉直，温毅宏重；易简之道，本于健顺；忠智之谋，发为事业”的政治家品格和谋略。《陆赞翰苑集序》是权德舆最著名的集序类文章，以酣畅的笔墨记述了陆氏的人品和政绩。《饶州刺史崔君(适)墓志铭序》，则表现了崔氏“受命不苟，临事风生，条其积弊，尽达聪听。虽猜信之吠，营营之飞置于度外”的干练魄力与不畏流俗的品格。游记类文章也是权德舆文章中饶有情趣的一部分。
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他“繁于当繁，简于当简”，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他的墓志碑铭大都写得周详备至，气势宏敞。文中的议论往往写得简练、精粹。稍后于他的古文家皇甫提评价：“(权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宏敞。廊房麋厩，雇用蹦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人辣观。”他不仅是一位位及宰相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著述丰富的文学家。
权德舆诗也写得很好，多以抒写和坦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见长。其《多病戏书因示长孺》倾诉了自己不愿趋时从俗的苦闷：
行年未四十，已觉百病生。眼眩飞蝇影，耳厌远蝉声。甘辛败六脏，冰炭交七情。唯思曲枕，搔首掷华缨。《渭水》诗则表达了他匡济天下，辅君报国的思想：“意在静天下，岂唯食营邱。”
权德舆政治上难于从俗，因忧国忧民而体弱多病，加之受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影响，其诗吟清幽简静生活的较多。
泥泥露凝叶，骚骚风入林。以兹皓月圆，不厌良夜深。列坐屏轻篷，放怀弦素琴。儿女各冠竿，孙孩张衣襟。乃知大隐趣，宛若沧州心。方结偕老期，岂惮华发侵。笑语向兰室，风流传玉音。愧君袖中字，价重双南金。《新月与儿女夜坐听琴举酒》
在漫长的的人生道路上，权德舆与性情“静约”、“以琴书自适”(权文《崔左司(造)书》)的崔夫人情投意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是行役旅途、朝中值夜、异乡过节，还是迷离梦乡，他对崔夫人的眷恋之情，凝成了一系列真挚动人的诗章。他在《清明日次弋阳》中写道：“自叹清明在远乡，桐花覆水葛溪长。家人定是持新火，点作孤灯照洞房。”
描绘江南秀丽的山光水色，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是权德舆诗又一特色。其《富阳陆路》是对浙江富阳一带“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晋人语)的美丽景色的再现：
又入乱峰去，远程殊未归。烟萝迷客路，山果落征衣。
奇石临清浅，晴云出翠微。渔潭明夜泊，心忆谢玄晖。权德舆的诗多用白描手法，无论古诗、近体，都十分注重锤炼语言，清丽、平淡、省净、流畅、自然，不事涂饰。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权德舆之诗有绝似盛唐者。……或有似韦苏州(应物)、刘长卿处。”当代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绝似盛唐者”，是指那些含蕴丰富，既明朗又耐人寻味的作品；所谓“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是指其清淡、自然的语言所构成的恬静、幽远的意境。客观地讲，在中唐大历以来诗风趋于平庸的诗坛上，权德舆的诗是有个性的，其清淡、自然的语言，是值得称道的。但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对其人生观、文艺观的影响，其诗文中有一些歌功颂德、奉和应制之作，也有部分卦名诗、药名诗、数字诗和艳诗(《二妇诗》、《玉台体》等)，缺乏艺术价值和积极的作用。
权德舆有《权载之文集》五○卷，其中各式文章四○卷，诗歌十卷。他的先祖墓地就在秦安县北山。明人胡攒宗曾对陇略阳和汉略阳作过明确无误的辨解。清初，大学士王铎路经陕西略阳，他很奇怪，询问权德舆的事迹，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民国初，于右任路经陕西略阳，询问权德舆，亦是如同王铎一般。这是他俩都弄错了地方的缘故。